注意缺陷多動障礙（attention deficit hyperactivity disorder，AD-HD），是兒童時期最常見的行為障礙性疾病。流行病學調查顯示，我國ADHD兒童患病率為3%～10%，且男童患病率高于女童，男女之比為1.1∶1～9∶1。患兒的基本特征為注意障礙、多動和沖動，常伴有學習困難、社會適應能力下降和不同程度的人格缺陷，但智力在正常范圍或邊緣水平 ［1］ 。為了解AD-HD兒童智力水平及影響因素，筆者采用韋氏智力量表（C-WISC），對ADHD兒童進行了智力測驗及影響因素分析。

　　1 對象與方法

　　1.1  對象  沈陽市兒童醫院心理咨詢門診就診兒童，根據DSM-IV標準，經門診醫師確診ADHD患兒194例，其中男童141例，女童53例;年齡為7～12歲。

　　1.2  方法  所有患兒經臨床檢查，排除其他疾病，由父母填寫兒童一般情況調查表，然后進行神經系統發育評價和智力測驗。調查表內容主要包括兒童既往病史、遺傳病史、撫養情況、父母文化程度。智力測試采用湖南醫科學龔耀先 ［2］ 修訂的韋氏兒童智力量表（C-WISC），根據受試者的實足年齡，將測驗所得原始分換算成總智商（FIQ）、言語智商（VIQ）和操作智商（PIQ）。分析家庭因素對ADHD兒童智力結構的影響。

　　1.3  統計分析  各項測試據錄入計算機，運用SPSS11.0統計軟件進行χ 2 檢驗、t檢驗、方差分析。

　　2 結果

　　2.1  不同父母文化程度ADHD兒童智商比較  見表1。 

　　表1 不同父親文化程度ADHD兒童智商比較（略）

　　父親文化程度越高，其ADHD兒童的總智商、言語智商及操作智商也越高，差異有統計學意義（P<0.01）。兩兩比較顯示，ADHD兒童的FIQ，VIQ，PIQ在其父親文化程度為初中與高中（中專）、初中與大學2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（P<0.05）。

　　表2顯示，母親文化程度越高，其ADHD兒童的總智商、言語智商及操作智商也越高，差異有統計學意義（P<0.01）。兩兩比較發現，ADHD兒童的FIQ，VIQ，PIQ在其母親文化程度為初中與高中（中專）、初中與大學2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（P<0.05）。

　　表2 不同母親文化程度ADHD兒童智商比較（略）

　　2.2  ADHD兒童共濟協調性對智商的影響  共濟協調ADHD兒童智商≥85的占86.0%（129/150），共濟不協調ADHD兒童智商≥85的占72.7%（32/44），差異有統計學意義（χ 2 =4.245，P=0.039）。

　　2.3  撫養方式對ADHD兒童智商的影響  雙親撫養的ADHD兒童智商≥85的占86.4%（146/169），單親撫養的ADHD兒童智商≥85的占60.0%（15/25），差異有統計學意義（χ 2 =10.744，P=0.001）。

　　3 討論

　　研究發現父親和母親文化程度影響ADHD兒童智商，且其智商隨父母文化程度的升高而升高，差異有統計學意義（P<0.05）。父母文化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父母內在修養和思維水平，對兒童智力發展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，也影響其對兒童的教育方式及滿足子女求知欲的程度 ［3］ 。父母職業、文化水平不同，決定其生活方式及其對孩子的關心程度、教育方式、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等各方面 ［4］ 。父母文化素質的高低，對兒童心理行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，因此，提高父母自身文化水平，對提高兒童的智力水平具有重要意義。

　　通過對ADHD兒童神經系統評價發現，ADHD兒童共濟協調性對智商有影響（P<0.05），共濟協調性差的兒童智商偏低，可能是由于神經心理發育延遲所致。有報道稱，精細動作是個體早期的外顯智能，是人類最重要的基本能力之一，是個體進行實踐活動的必要工具。精細動作的順利發育和有效的發展可能有利于腦結構和功能成熟，從而促進認知系統的發展 ［5］ 。有研究報道，在ADHD兒童家庭中，在單親家庭及家庭矛盾突出的背景下，常忽視對子女的培養，使其智商及行為受到一定影響，且是ADHD發病的危險因素 ［6］ 。此次研究發現顯示單親撫養為主的ADHD兒童智力水平明顯低于其他撫養方式（P<0.01），提示家庭關系對孩子的智力發展有一定影響。因此，創造一個良好的家庭環境，是ADHD兒童改善預后、促進康復的有效措施。